第17章 华城车站(1)

蜘蛛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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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98年8月12日,清晨,大雾。

    华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,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,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。

    1999年10月22日,晚上9点,华城海珠广场人流穿梭,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,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,别人给他钱,他就磕个头,不说话,他可能是个哑巴。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,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。

    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,也许是喝醉了,走过乞丐身边时,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。老人走出很远,听到一声尖叫,回头一看,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。

    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:“让我看看,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。”

    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,现在,他们亲眼看见了。

    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,他说:“哎呀,老天爷,都摸一下吧,别抢烂了。”

    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,对老人说:“等一下,您买花吧。”

    老人打个饱嗝,眯着小眼说:“怎么卖啊?”

    女孩说:“八块一束,不贵,花多好看。”

    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:“我全要了。”

    “一共十二朵,九十六块钱。”卖花女孩接过钱,厚着脸皮说,“别找了,我也没零钱。”

    老人说:“那不行,你得找钱,那个人是乞丐;你,你是一个商人。”

    卖花女孩愣了愣,很快反应过来说:“我就是个卖花的,你等着,我到那边换零钱。”

    老人看着女孩拐过街角,不见了。

    老人叹息一声,将花扔进了垃圾箱。

    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。

    几天后,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,他对“哑巴”乞丐说:“给你一百块钱,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,回来,再给你一百块。”

    “有这好事?”乞丐问。

    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。

    “你咋不送?”乞丐问。

    “我有事。”三文钱回答。

    “到了那里,把东西给谁?”乞丐问。

    “找霍老板。”三文钱说。

    “包里是啥子东西?”乞丐说着,打开了帆布包,里面有两块砖头,用报纸包着。

    “就这个,”乞丐问,“两块红砖?”

    “是的。”三文钱回答。

    犯罪分子运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货分离,找个傻瓜当替死鬼,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,在运送过程中,会有马仔暗中跟随,以防不测。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,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,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,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,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。

    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,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。

    在1999年春节严打期间,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:华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,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,甚至更多。华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,他们利用乞丐、流浪儿童进行贩毒,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……

    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,蒋卫东却失踪了,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。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。

    距华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,叫作登峰街,密布着大量出租屋,很多外来人口就聚居在这里。

    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,厅堂简陋,不事装修,然而却天天爆满,食客云集。

    华城人好吃,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,都能做成盘中美味。他们把赚钱叫作“揾食”,由此可见一斑。很多旧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,惠福东路有一家卖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,潮州巷有个卖卤水鹅的把店开在了居民楼的楼顶,环市路上南海渔村的一条铁壳船上有家海鲜餐馆,若不是有人指引,这样的店很容易就错过了。

    在20世纪80年代,华城还可以看到一种黑脖子的丹顶鹤,它们从黑龙江流域迁徙到南方过冬,因为华城人的捕食,这种鸟已经很罕见了。

    富贵餐馆最初经营一种蛇羹,这道名菜是用眼镜蛇、银环蛇、金环蛇、水蛇、锦蛇做成的“五蛇羹”,被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勒令禁止之后,开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:叫花鸡。

    将黄嘴、黄脚、黄皮的三黄土鸡剖洗干净,用酱油、绍酒、精盐腌制,多种香料碾末擦抹鸡身,鸡腹内雪藏炒好的辅料,两腋各放一颗丁香夹住,然后用荷叶包裹,再裹上酒坛黄泥。地下挖一坑,不可太深,覆土,上面点明火烤一个多钟头,炭火烤半小时,叫花鸡就做成了。

    敲开泥巴,荷叶上油水汪汪,仍旧泛着淡淡的绿色,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,鸡肉肥嫩酥烂,膏腴嫩滑。趁着热气袅袅,香气四溢,撕下一只色泽黄灿灿的鸡腿,大快朵颐。若有三杯两盏烈酒,定会豪气干云,无论富贵贫贱,淋漓尽致,嚼得出虎狼滋味。

    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,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,他就是大怪。

    尽管菜馆内店堂狭窄,又脏又差,但是每天都人头攒动,生意奇好。店堂之后是一个院子,院内有一株馒头柳,两间厢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计的住处。树下摆放着几条长凳,数张矮桌,宾客爆满之后,就会坐在这里,甚至连菜馆门前也摆了几张桌子。

    门前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招牌,后来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,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墙上贴着的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:乞丐免费。

    这大概是唯一一家对乞丐免费的饭店,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原因,那就是——老板就是个乞丐。大怪从来不掩饰自己做过叫花子的经历,他给很多顾客都讲过他那个吸血的儿子,他说:“我觉得自己是狗,现在我才是人。”人们对他的苦难经历表示同情,对他的慈悲心肠表示赞赏。曾经有报纸电视台来采访这个好人,他拒绝了。他替政府发扬人道主义,替有钱的人施舍,他把善良向外敞开,把恶关闭起来。很多时候,美德只是一个盒子,包装着罪恶。

    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,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,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,而是贩毒。只有真正“要饭的”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,最初大怪、三文钱、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,给他们划分好地盘,每月收取保护费。1997年,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,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,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,然后让他们运毒、出货。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。

    1999年2月,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,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,什么话都没有说;第二次,他又买了一只鸡,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:“老板,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    “谁?”大怪问。

    “三文钱。”

    “不认识。”

    “直说吧,我是警察,我怀疑你贩毒,你最好识相点。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,我这也不是正式讯问,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。下次再来,我会穿警服来,你要聪明的话,就给自己留条后路,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。再问你一遍,三文钱在哪儿?”

    “在你背后。”

    蒋卫东回头一看,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    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,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。一年后,登峰街旧房拆迁,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,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,死者是一个警察。

    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,会有异样的感觉,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。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,他将那警察打晕,勒个半死,像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,将血放入木桶,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桶鸡血,慢慢地就注满了。事实上,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,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,他感到一种虚脱,心里还有一种恨意,他觉得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。

    从那天开始,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,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,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。他并没有感到恐惧,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泰然自若,恐惧和坦然,他既不选这个,也不选那个,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。

    2000年8月21日,晚上11点,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,他找张桌子坐下,大怪说:“打烊了。”

    年轻人说:“我找人。”

    “找谁?”

    “三文钱。”

    大怪看着年轻人,摇了摇头说:“不认识。”

    年轻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,另一碗置于盘外。大怪看了看,表情有点诧异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,将四个茶碗横放于壶的左边,第三杯倒满水,端起来,递向大怪。端的姿势很奇特,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,食指放在碗底,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,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,一饮而尽。